「協作」—— 一大群行為者為其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的能力——是宇宙中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它體現在：一個國王採用壓迫性獨裁來舒適地統治一個國家，而另一方面人民卻可以起來並推翻他。它體現在：一方面任由全球氣溫上升3-5°C，另一方面當氣溫上升一點時，我們可以透過一起努力阻止氣溫繼續上升。協作是一種讓公司、國家和任何有一定規模的社會組織能夠正常運轉的關鍵。
協作可以透過很多方式來改善：更快的資訊傳播、更好的規範以確定哪些行為被歸類為作弊行為並處以更有效的懲罰、更強大或更有力的組織、工具如智慧合約，允許低信任度場景下的互動、治理技術（投票、股份、決策市場......）、以及更多。而事實上每過十年，我們都能在協作問題方面有所進步。
但協作也有一個哲學上非常反直覺的黑暗面：雖然「每個人都與每個人協作」比 「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結果要好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向更多的協作邁出一步就一定有益。如果以一種不平衡的方式提高協作性，那麼結果很容易是有害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在一張地圖上呈現，不過實際上這張地圖有很多很多的 「維度」，而不是畫出來的兩個。
在左下角，「每個人都為自己」，是我們不希望出現的地方。而右上角，「完全協作」，這很理想，但很可能無法實現。但位於中間的廣袤地帶，則遠不是一個平緩的上坡，這裡有很多合理安全且有成效的地方，可能是我們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並且能避開很多幽深黑暗的深坑。
注：Hobbesian 霍布斯主義，認為人性的行為都是出於自私，社會是一種無限制的、自私而野蠻的競爭情況。出自 『利維坦』一書，作者 Thomas Hobbes，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
現在哪些是危險的「部分協作」形式，即有人與特定群體協作，卻不與其他人協作，從而導致陷入深淵？最好用例子來說明：
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戰爭中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英勇犧牲... 而這個國家是二戰時期的德國或日本
遊說者向政治家行賄，以換取政治家採納該遊說者的傾向性政策。
有人在選舉中賣出自己的選票
市場上所有的產品銷售商同時串通漲價的行為
某區塊鏈大型礦工勾結髮起 51% 的攻擊
在上述所有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群人走到一起，相互合作，但卻極大地損害了協作圈外的群體，從而對整個世界造成了實質性損害。在第一種情況下，所有人都是上述國家侵略的受害者，他們是協作圈外的人，並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是被腐蝕的選民和政治家所做的決定所影響到的人；在第四種情況下，是客戶；在第五種情況下，是沒有參與的礦工和區塊鏈的使用者。這不是個體對群體的叛變，而是一個群體對更廣泛群體的叛變，這往往是整個世界。
這種區域性協作通常被稱為 「串謀」，或「勾結」，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所說的行為範圍相當廣泛。在正常的語境中，「串謀」一詞往往更多的是用來描述相對對稱的關係，但在上述案例中，很多具有強烈不對稱特徵。即使是勒索性的關係（"投我喜歡的政策一票，否則我就公開揭露你的外遇"）也是這種意義上的串謀形式。在這篇文章的其餘部分，我們將用「串謀」（或「勾結」也許更合適）一詞來泛指這類 "不受歡迎的協作"。
評估意圖，而不是行動
特別是較輕的勾結案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人們不能僅僅透過觀察行動本身來確定一個行動是否屬於非預期的串謀。原因在於，一個人所採取的行動，是這個人的內部知識、目標和偏好與外部強加給這個人的激勵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人們在串謀時採取的行動，與人們自願採取的行動（或以良性方式協作）往往是重疊的。
例如，考慮賣家之間勾結的情況（反壟斷違法行為的一種）。如果是獨立經營，三個賣家可能各自將某種產品的價格定在 5 元到 10 元之間；範圍內的價差反映了賣家的內部成本、又或薪水意願不同、供應鏈問題等因素。但如果賣家串謀好了，他們可能會把價格定在 8 元到 13 元之間。再次，這個價格範圍反映了關於內部成本和其他難以看到的因素的不同可能性。如果你看到有人以 8.75 美元的價格出售該產品，他們是否做錯了什麼？在不知道他們是否與其他賣家協作的情況下，你無法判斷！制定一項法律，規定將該產品賣到 8 美元以上不是個好主意，也許目前價格必須高的原因是合理的。但制定一部反對串謀的法律，併成功執行，就會得到理想的結果——如果價格必須要那麼高才能覆蓋賣家的成本，你就能得到8.75美元的價格，但如果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自然很低，你就得不到這個價格。
這一點在賄賂和販賣選票案中也適用：很可能有些人合法地投給「橙黨」，但有些人投給「橙黨」是因為他們被收買了。從決定投票機制規則的人的角度來看，他們並不提前知道橙黨是好是壞。但他們知道的是，一個選民基於內心真實感受的投票，效果還算不錯，但一個選民可以自由買賣選票的投票，效果卻非常糟糕。這是因為販賣選票是一個「公地悲劇」：每個選民只從正確的投票中獲得一小部分利益，但如果他們按照賄賂者的意願投票，就會獲得全部賄賂。於是吸引每個選民所需的賄賂，會遠遠小於實際補償民眾為賄賂者想要的任何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因此，允許販賣選票的投票很快就會崩潰成財閥統治（Plutocracy）。
理解博弈論
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在注重個人選擇的「博弈論」版本中——即假設每個參與者都獨立做出決定（不允許出現 “代理人群體” 為其共同利益工作的可能性）的版本存在數學證明：任何博弈中都必須存在至少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事實上，機制設計者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來設計遊戲以達到特定的結果。但在允許聯盟合作（比如「串謀」）可能性的博弈論，稱為「合作博弈論」的版本中，我們可以證明：有一大類博弈沒有任何穩定的結果（稱為「核心」（博弈論術語：Core））。在這類遊戲中，無論目前的情況如何，總有一些聯盟可以從中獲利地背離它。
注：這個結論被稱為 邦達爾瓦-沙普利定理（Bondareva–Shapley theorem）。
該類內在不穩定的博弈集合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多數派博弈」（Majority Games）。多數派博弈被形式化地描述為代理人的博弈，在這種博弈中，超過半數的代理人中的任何一個子集都可以獲取固定的報酬，並將其分給自己—— 這種設定與公司治理、政治和人類生活中的許多其他情況詭異地相似。也就是說，如果有某種固定的資源池和某種目前既定的資源分配機制的情況下，51% 的參與者不可避免地密謀來奪取資源的控制權，無論目前的配置是什麼，總會出現一些對參與者有利可圖的陰謀。然而，這個陰謀又會容易受到潛在的新陰謀的影響，可能包括之前的陰謀者和受害者的組合......如此迴圈。
這個事實，也就是合作博弈論下多數派博弈的不穩定性，作為一個簡化的一般數學模型，可以說是被嚴重低估了，為什麼政治中很可能沒有 "歷史的終結"，也沒有一個被證明完全令人滿意的制度；我個人認為，它比更著名的「阿羅定理」要有用得多。
注：阿羅定理，Arrow's Theorem，又被稱為阿羅悖論，指不存在一種理想的選舉機制同時滿足三種公平性原則，帕累託效率、非獨裁與獨立無關性。
請再次注意，這裡的核心二分法不是 "個人與群體"；對於一個機制設計者來說，"個人與群體 "出奇地容易處理。而 "群體與更廣泛的群體 "才是挑戰。
去中心化作為反串謀
但是從這個思路出發，還有另一個更光明、更具可操作性的結論：如果我們想要建立穩定的機制，那麼我們知道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找到讓串謀，尤其是大規模串謀更難發生或維持的方法。在投票場景下，我們有「無記名投票」——可以確保投票者沒有辦法向第三方證明他們的投票內容，即使他們想證明也不行（MACI 是一個試圖使用密碼學將無記名投票原則擴充套件到線上環境的專案[1]）。這破壞了選民和賄賂者之間的信任，嚴重限制了可能發生的不受歡迎的串謀。在那種反壟斷和其他企業瀆職的情況下，我們往往依賴舉報人，甚至給予他們獎勵，明確激勵有害勾結的參與者叛逃。而在更廣泛的公共基礎設施方面，我們有那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去中心化。
對於為什麼去中心化有價值，有一種樸素的看法是，它降低了單點技術故障的風險。在傳統的 "企業級 "分散式系統中，實際上往往是這樣的，但在其他很多情況下，我們知道這並不足以解釋正在發生的事情。看看區塊鏈就很有啟發。一個大型礦池公開展示他們是如何在內部分佈他們的節點和網路依賴性的，這對平息社羣成員對挖礦中心化的恐懼並沒有什麼作用。而像下面這張圖片，顯示當時 90% 的比特幣雜湊算力出現在同一個會議討論小組上，確實挺可怕：
但為什麼這張圖片會嚇人呢？從 "去中心化即容錯 "的角度來看，大型礦工能夠互相對話，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如果我們把 "去中心化 "看成是存在有害勾結的壁壘，那麼這個畫面就變得相當可怕，因為它表明這些壁壘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強大。現在實際上，這些壁壘還遠沒有達到零，那些礦工可以很容易地進行技術協作，而且很可能都在同一個微信群裡，但事實上，這並不意味著比特幣 "實際上比中心化的公司好不了多少"。
那麼，剩下的串謀障礙是什麼呢？一些主要障礙包括：
道德障礙：在『說謊者與局外人』一書中，Bruce Schneier 提醒我們，很多 "安全系統"（門鎖、提醒人們受到懲罰的警示牌......）也具有道德功能，提醒潛在的不軌者，他們即將進行嚴重的違法行為，如果他們想做一個好人，就不應該這樣做。去中心化可以說是起到了這個功能。
內部談判失敗：個別公司可能會開始要求讓步以換取參與串謀，這可能會導致談判直接陷入僵局（見經濟學中的 "挾持問題"）。
反協作：一個系統是去中心化的，這使得沒有參與串謀的參與者很容易做出一個分叉，把串謀的攻擊者剝離出來，然後從那裡繼續執行系統。使用者加入分叉的門檻很低，去中心化的意圖會形成有利於參與分叉的道德壓力。
叛逃風險：五家公司聯合起來作惡，比起他們為沒有爭議的或良性目的而聯合，要困難得多。五家公司之間並不太瞭解對方，所以有可能其中一家拒絕參與，並迅速吹響哨子，於是參與者很難判斷風險。公司內部個別員工也可能會吹哨。
綜上所述，這些障礙確實是實質性的——往往實質性的障礙足以阻止潛在的攻擊，即使這五家公司同時完全有能力迅速協調做一些合法的事情。例如，以太坊礦工完全有能力協作增加 GAS 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如此輕易地勾結起來攻擊區塊鏈。
區塊鏈的經驗表明，將協議設計成制度性的去中心化架構，即使是在提前知道大部分活動將由少數公司主導的情況下，往往也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這個想法並不侷限於區塊鏈，它也可以應用在其他情況下（例如，見反壟斷應用[2]）。
分叉作為反協作
但我們不可能總是有效地防止有害的串謀行為發生。而為了處理那些確實發生了有害串謀的情況，如果能讓系統更強大地抵禦這些勾結——對勾結者來說更昂貴，對系統來說更容易恢復，那就更好了。
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核心操作原則來實現這一目的。(1) 支援反協作，和 (2) 承擔利益風險「Skin in the game」。反協作背後的理念是這樣的：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將系統設計成應對串謀行為的被動健壯，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組織串謀的方式極其繁多，沒有被動的機制可以檢測到它們，但我們可以做的是主動應對串謀行為並進行反擊。
注：Skin in the game 一詞源於賽馬，賽馬的主人在比賽中擁有 "skin"，他們對比賽的結果最有發言權。
在數字系統中，比如區塊鏈（這也可以應用於更主流的系統，比如 DNS），一個主要且關鍵的反協作形式就是「分叉」。
如果一個系統被一個有害的聯盟接管，持不同意見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並建立一個替代版本的系統，該系統具有（大部分）相同的規則，除了它消除了攻擊聯盟控制系統的權力。在開源軟體的背景下，分叉非常容易；建立一個成功分叉的主要挑戰通常是收集所需的「合法性」（博弈論上看是一種 "常識"），讓所有不同意主聯盟方向的人跟隨你走。
這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它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最知名的是 Steem 社羣對敵對收購企圖的反抗，導致了一個名為 Hive 的新區塊鏈，而在這個區塊鏈中，原來的敵對者沒有任何權力。
市場和 Skin in the game
另一類抵制串通的戰略是 "Skin in the game" 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Skin in the game" 基本上是指讓決策中的個別貢獻者對其貢獻單獨負責的任何機制。如果一個群體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那麼批准該決定的人必須比試圖提出異議的人遭受更多的痛苦。這就避免了投票制度中固有的 "公地悲劇"。
分叉是一種強大的反協調形式，正是因為它引入了「Skin in the game」。在 Hive，即拋開敵對收購企圖的Steem 的社羣分叉中，用於投票支援敵對收購的幣在新的分叉中大部分被刪除。參與攻擊的關鍵人物個人也因此受到了影響。
市場在一般情況下是非常強大的工具，正是因為它們能最大限度地增加 Skin in the game。決策市場（用於指導決策的預測市場；也叫futarchy[3]）是將市場的這種好處擴充套件到組織決策的一種嘗試。儘管如此，決策市場只能解決一些問題；特別是，它們不能告訴我們首先應該對哪些變數進行最佳化。
注：Futarchy 是經濟學家 Robin Hanson提出的一種新政府形式，被選上的官員制定政策，而民眾為透過投機市場來為不同的政策下注，從而產生最有效的選擇。參見 V. Buterin 的文章 『On Collusion』[4]。
結構化協作
這一切都讓我們對建立社會系統的人所做的事情有了一個有趣的看法。構建一個有效的社會系統的目標之一，很大程度上是確定協作的結構：哪些群體、以什麼樣的配置可以走到一起，以推進他們的群體目標，哪些群體不能？
協作結構不同，結果不同
有時，更多的協作是有益的：當人們能夠共同努力集體解決他們的問題時，情況會更好。在其他時候，更多的協作是危險的：一小部分參與者可能會透過協作來剝奪他人權利。而在另一些時候，出於另一個原因，更多的協作是必要的：使更廣泛的社會能夠對攻擊系統的串謀進行「反擊」。
在這三種情況下，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機制來實現這些目的。當然，直接阻止溝通是非常困難的，也很難讓協作工作做到完美。但是，在這兩者之間有很多選擇，可以產生強大的效果。
下面是幾種可能的協作的結構化技術。
保護隱私的技術和規範
讓人難以證明你的行為方式的技術手段（秘密投票、MACI 和類似的技術）。
有意識地去中心化，將某種機制的控制權分配給眾所周知沒有很好協同的廣大群體。
物理空間的權力下放，將不同的職能（或同一職能的不同份額）分離到不同的地點（例如，見 Samo Burja 關於城市權力下放和政治權力下放之間的聯絡）。
基於角色的選區之間的去中心化，將不同的功能（或同一功能的不同份額）分離給不同型別的參與者（例如，在區塊鏈中，"核心開發者"、"礦工"、"持幣者"、"應用開發者"、"使用者"）。
Schelling points，允許大群人圍繞一條前進的道路快速協作。複雜的 Schelling Points 甚至有可能在程式碼中實現（例如，如何從51%攻擊中恢復）。
使用共同的語言（或者，在使用不同語言的多個支持者之間分割控制權）。
使用按人投票而不是按（幣/股份）投票，以大大增加透過串謀影響決定所需要的人數。
鼓勵和依靠叛逃者提醒公眾注意即將發生的勾結行為。
注：Schelling points 由美國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 中『衝突的策略』一書中提出，人們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如果知道其他人在努力做同樣的事情，那麼他們的行動往往會匯聚在一個顯眼的焦點上。例如讓兩個人在事先不溝通的情況下在紐約碰面，他們極大概率選擇中央車站，這形成一個自然的 Schelling Point。
這些策略都不是完美的，但它們可以在各種情況下使用，並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此外，這些技術可以而且應該與機制設計結合起來，這些機制設計試圖儘可能地使有害的串謀變得更無利可圖，風險更大；在這方面，" Skin in the game"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哪種組合最有效，最終取決於你的具體案例。
[1]https://github.com/appliedzkp/maci
[2]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97399
[3]https://blog.ethereum.org/2014/08/21/introduction-futarchy
[4] https://vitalik.ca/general/2019/04/03/collusio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