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將數字資產挖礦列入“淘汰類”產業。
此前，各大礦商們一直從過剩的能源中賺取價值不菲的數字貨幣。而現在，一紙禁令可能會使這場“淘金熱”提前終止。
本文原載於《連線》（Wired）雜誌“深度閱讀”專欄，由加密谷獨家編譯。
高先生告訴我：“在中國，不要因為某些事不違法，就以為它是合法的。”說完這句話，他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口氣。
高先生是一個 BTC 礦主，擁有數千臺礦機，其中一部分出租給其他人。他實力雄厚，有重新購置11萬臺新機器，將其產業佈局全面覆蓋到四川、雲南等西部省份和新疆、內蒙等人跡罕至之處的計劃。
儘管 BTC 價格在過去一段時期經歷了過山車式的急劇下跌，最近才開始逐漸回暖，但高先生的產業擴張計劃從未停止過。
中國擁有全球70％的挖礦能力，其中七成以上的產能來自四川山區，那裡豐富的水電資源成就了全球最便宜的挖礦成本。但是，這種“淘金熱”正在受到威脅。
在形形色色、背景各異的礦業老闆們透過法律的灰色地帶賺取可觀的利潤時，2019年4月8日，這個國度的最高產業指導機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其官網公佈了《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徵求意見稿)》。這則看似不起眼的新聞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和解讀。
顯性來看，中國政府對加密經濟的官方態度有了微妙的轉變，由此前的全面禁止改為：鼓勵允許範圍內的區塊鏈資訊服務，抑制數字資產挖礦。這意味著，數字資產挖礦將被列入“淘汰類”產業，前路難測。
對於那些處在加密經濟食物鏈頂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警報，他們要在大限到來之前儘可能多地聚攏資金。
礦工透過將交易串聯成叢集（稱之為“塊”），由此構成“鏈”——來保護網路，維護基礎設施（稱之為“區塊鏈”）。這使得數字資產相對分散，理論上被攻擊或劫持的可能性變得極低。在這一過程中，礦工以數字資產的形式得到回報。
為了維持數字資產的市場穩定率，挖礦難度會隨著算力的增加而提高，同時也更加耗電。因此，在 BTC 推出幾年後，礦機開始逐步專業化，由最初的臺式電腦、小型單元房，逐漸過渡到擁有數萬臺機器的集中作業，在大型倉庫中配備專業的冷卻裝置，以防止礦機過熱。礦場中的工程師夜以繼日的工作，以確保所有礦機正常運轉，另外的管理團隊則負責運營和商務工作，與當地政府和電力供應商搞好關係是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往前回溯，BTC 的價格經歷了劇烈的動盪。它曾在2017年12月期間飆升至2萬美元，卻在2019年2月暴跌至3,399美元，此後，價格便穩定在4,000到5,000美元的區間。當然，這對既有的礦工業務並未造成太大的影響。他們認為，只要每枚 BTC 的價格不低於成本，並且總體趨於增值，他們的收入就會保持穩定。
“在2018年 Q4，創造一個 BTC 的生產加權現金成本平均為4060美元左右。”這是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研究結果。這意味著，隨著 BTC 價格持續在4000美元關口徘徊，它可能會跌至一個在財務上無法覆蓋開採成本的水平。
但是在中國，這個全球法則不太適用。有研究指出，中國豐富的廉價電力使礦商能夠將每枚 BTC 的挖礦成本維持在2400美元左右。
“中國有這麼多挖礦從業者的原因很簡單，”中國首批 BTC 投資者之一、要求匿名的張先生告訴我。“可以輕鬆的獲得機器，有廉價的勞動力來維護它們，建造挖礦設施的成本也很低。關鍵是，這裡有很多過剩的電力需要被利用起來，用來挖礦順理成章。”
當交易 BTC 的人們整天盯著自己的螢幕，檢視各種交易所的數字資產價格時，礦工們更感興趣的是每千瓦電力的價格，以及能在何處找到穩定持續、不會被當地政府切斷的電源供應。
“挖礦產業讓我相信 BTC。”高先生坐在四川成都的一家高檔購物中心對我們說道。“一旦你看到了顯性的成本，比如機器、冷卻設施、以及勞動力，你就會意識到：BTC 並不是無形的東西。它必須具有某種固定價值，否則這一切都是為甚麼？”他邊說邊拿出手機，給我們看他的礦場的照片：坐落在四川山區的一系列巨大的倉庫。
四川甘孜孔玉鄉，一名工人正在檢查挖礦裝置。圖片來源：《華盛頓郵報》
在發改委的“重磅炸彈”正式出臺之前，BTC 在中國的法律地位仍然很模糊。
2016年和2017年，人們對 BTC 和其他數字資產進行了各種猜測，代幣融資和交易所數量激增。其中不乏騙局。
坊間傳聞，中國最早的區塊鏈融資專案可以回溯到2012年。此後更是奇聞不斷，比如，一個自稱“烤貓”、畢業於中科大的天才少年蔣信予推出了專屬的挖礦硬體“butterfly mining rigs”，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敗北，隨即人間蒸發。
中國政府對加密產業的迅速發展感到擔憂，因此介入，啟動了全面改革。在“九四禁令”出臺後，大多數早期試水者關閉了他們的業務，有一些人離開了大陸，在新加坡、馬耳他等地設立新址。幣安趙長鵬就是一例。但如果他們從中國公民身上賺錢的行為敗露，將會仍然受到中國法律制裁。
美國國會圖書館 (US library of Congress) 的統計資料顯示，類似的監管改革舉措使得以人民幣計價的 BTC 交易量全球佔比從高峰時期的90%，跌至如今的1%。
在中國擁有或交易 BTC 並不違法。但是，你不能用人民幣購買 BTC，或用人民幣兌換 BTC。考慮到數字資產當前的使用途徑非常有限，這意味著，中國的 BTC 只能當做價值儲存手段——並且是以密碼形式儲存的無形價值。
加密資產熱潮並不會因為一紙禁令而自然冷卻，逐利是人的天性。在現實操作上，有相當數量的 OTC（場外交易）並非透過交易所進行，而是透過微信或支付寶這樣的渠道。利用支付寶，使用者轉賬給某個中間人，對方確認收付後將所需數字資產的相應金額髮送到指定地址。這需要彼此之間高度信任，因為，這種交易屬於沒有任何追償權的“欺詐性”要約，不受法律保護。
當然，跟頻頻暴雷的 P2P 或其他形式的非法融資相比，這只是滄海一粟。但因為區塊鏈天然離“錢”比較近，所以引起了監管層的警覺。
從監管的角度來看，數字資產讓人頭痛。政府對公民的資金轉移行為實施了極其嚴格的管控。“在中國，錢就像捕蝦器。”駐上海的研究人員 Dr. G.M. Bell 說。“把錢弄進這個國家很容易，弄出去很難。”分散式的數字資產對意圖控制公民錢包的政府威權造成了嚴重挑戰，這就是中央政府對交易所採取嚴厲措施的原因。
然而，鑑於 BTC 和區塊鏈在未來的巨大科技潛力，政府也不願徹底禁絕相關活動。因此，就出現了“區塊鏈服務實體經濟”式的官方話語。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算是風險和機遇的對沖，是典型的“中國式智慧”。
考慮到合法交易渠道缺失和場外交易的巨大風險，在中國，挖礦是獲得數字資產的最佳方式，也最安全。儘管中國的礦工與其他國家的加密無政府主義者有明顯區別，但這些 token 確實是合法誕生的，這讓挖礦行為天然的蒙上了政治色彩。
當我向某位著名的挖礦大佬詢問這個問題時，他顯得不屑一顧。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自由主義者。甚至不知道談論這些‘高階詞彙’有甚麼意義。嚴格的來說，我是民族主義者，很愛國。我只是覺得它給了人們一個新的資產選擇渠道，也能讓我致富。僅此而已。”
由於交易所和代幣融資渠道已經完全關閉，目前也沒有合法的方式將數字資產兌換成人民幣，因此，挖礦成了支撐這座“無形大廈”的最後一個支柱。
如果政府決定徹底摧毀中國的加密產業，只需要禁止挖礦。發改委釋出的產業指導宣告表明，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靴子甚麼時候落地，大家還在觀望。
該檔案暗示，挖礦作為“浪費資源、汙染環境、不安全或不遵守法律”的經濟活動的一部分，可能會被完全取締。但是，與我交談的礦工群體對這一訊息似乎並不感到驚訝，也沒有過度氣餒。
有人指出，該法案目前仍處於公眾諮詢階段，退一步講，即使它最終透過，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指令也不會馬上執行，最初的檢查會相當鬆懈。這是中國的慣常做法。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不這麼想。他們已經開始著手在海外摸索退路。
挖礦在中國有著獨特的意義。在一些圈子裡，加密資產挖礦被視為一種清除過剩電力產能的有效方式。
霍位元礦位於與四川交界的青藏高原的偏遠山區，地理位置優越。緊鄰水力發電機組，保證了其可靠的電力供應，費用非常便宜。圖片來源：《華盛頓郵報》
從美國到加拿大，再到歐洲和中國，批評者經常宣稱，數字資產是一場環境災難。他們提供了一組資料，2017年，全球範圍內的BTC挖礦活動消耗的能源與丹麥全國的用電量相等。這是真的，但同樣真實的是，2016年，中國雲南省浪費了320億千瓦時的電力——這也大致等同於丹麥當年的電力消耗。
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的發展節奏從專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鐵公雞”轉向以消費升級和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服務性產業，另一方面，區域發展不均衡和令人窒息的淘汰落後產能也導致了電力的嚴重過剩。
在內蒙、新疆等地尤其如此。那裡的燃煤電廠向乾旱的沙漠夜以繼日的排放有毒氣體；而在水電占主導地位的四川和雲南，大壩淹沒了無數的村莊，使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可謂“冰火兩重天”。僅四川境內就有超過6600座水電站，省政府不得不嚴令禁止專為 BTC 開採而建的更多的小型水壩。
在內蒙古，煤炭電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勢頭直到2012年才逐漸放緩。自那時起，煤炭價格開始大幅下跌，更糟糕的是，政府開始收緊環保政策，導致煤價進一步下行。
2014年，北京被濃重的黑色煙霧所籠罩，東北地區的學校和機場被迫關閉數日。中國政府試圖讓國家擺脫對煤炭經濟的依賴，導致內蒙等地區的經濟遭受重創，已經畫好藍圖會預期增長的城市，現已基本空置，出現了鄂爾多斯這樣著名的“鬼城”。
數字資產的出現生逢其時，似乎將生命的活力重新注入了上述地區。鄂爾多斯的康巴什在其行政範圍內為 BTC 礦工提供了優惠電價。他們曾給挖礦裝置頭部供應商位元大陸報出過每千瓦時0.04美元的低價。這一費用比該地區大多數企業支付的電價低30%左右。
饒有興味的是，在距離位元大陸主礦場200公里的鄂爾多斯市郊，坐落著中國最大的露天煤礦哈爾烏蘇。可見，人們寄希望於 BTC 挖礦能夠再次收穫財富。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報告稱，“2018年1月，中國網際網路金融風險整治領導小組要求地方政府取消對 BTC 礦業公司的優惠政策。”然而，地方政府並未嚴格執行這一指示。與我交談的幾位礦工表示，雙重交易仍很常見。當然，省級政府的檢查確實有所增加。內蒙古和新疆的一部分挖礦裝置被查封，運營場所被迫關閉。
中國巨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創造了大量的能源盈餘，這反過來又壓低了能源密集型BTC開採的成本。圖片來源：Adrian Greeman/Construction Photography
在中國，挖掘 BTC 的人大致有三類。一是順應潮流，希望獲得豐厚回報；二是那些偶然進入該行業的人，他們有特權獲得廉價電力 (要麼是他們自己的，要麼透過關係)；三是那些真正對BTC及其相關產業抱有信仰的人。
中文世界有一個非常傳神的短語“割韭菜”，常與那些為追求財富而盲目進入某個行業的人聯絡在一起，因為韭菜長得很快，一叢收割完，另一叢很快就會長出來。
數字資產的基本交易量是名聲在外的可疑。專注於區塊鏈研究的 Chainalysis 公司估算的 BTC 真實交易額約為8120億美元，這比 Satoshi Capital Research 等機構出具的3.3萬億美元的交易總額要低4倍。這意味著，在這個行業中，洗牌交易(Wash trade) 非常盛行，本質上與受監管的傳統金融市場中的“拉盤出貨”並無不同。
由於缺乏可靠的知識，以及有影響力的人推動市場，使得投資數字資產十分困難。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n) 的研究顯示，97%的 BTC 僅由4%的市場參與者持有，這個極少的群體擁有巨大的財務影響力。
2017年，中國最著名的天使投資人之一、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在一次非公開會議上表示，區塊鏈是一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偉大技術革命。雖然他在發表演講時已經做了保密要求，但無疑，他的論調還是被洩露出去了。次日，國內區塊鏈概念股大漲5.7%。
即使在今天，由於交易所被關閉，代幣融資被禁止，微信上仍然活躍著不計其數的 BTC 加密群組，並且，一旦開放註冊，短時間內很快就會滿員。他們交換著幣價和場外交易的各種資訊，討論哪種 VPN 最好用以及哪裡有令人興奮的挖礦行動。核實這些資訊的真實性幾乎不可能。
許多在2017年進入市場的礦工受 BTC 貶值的衝擊尤其嚴重。他們在機器很貴的時候入場。一位挖礦大佬告訴我，他在繁榮時期以每臺4萬元的價格買了很多 D9 礦機，結果卻看到它們隨著 BTC 的價格一起下跌。最終，他以幾百元的低價賣掉了這些裝置，並將礦機數量從3萬套減少到不足7000套。
礦場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並投入運作。因此，那些打算以特定價格進入市場的礦商，往往會發現自己在市場反彈時措手不及。
Coinbase 的資料顯示，全球有60萬家礦場在經濟衰退期間關停，其中大部分都在中國。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中國在過去20年經歷了兩次巨大的繁榮浪潮。第一個是房地產，第二個是股市繁榮。
2015年股市崩盤時，BTC 意外的獲得了全球關注。對於那些未能在前兩次浪潮中受益的人來說，即將到來的加密經濟大潮異常誘人，散發著莫名的光環，讓他們無法自拔。
此外，普通人賺取鉅額財富的故事也撩撥著人們的神經，比如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在二十年間從一名普通的英語教師晉級為中國首富。政府把這個案例作為一個正面教材進行宣揚——當你努力工作，一切皆有可能。這是新時代的“中國夢”，是亞洲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如果他們可以，為甚麼我不行? 如果一個來自貴州的農民——老乾媽創始人陶華碧——都能建立起一個價值10億美元的醬料帝國，那麼，投資一個用數學原理從以太中挖出來的 token 真的那麼荒謬嗎?
我的朋友“小米鴿子”(網名)，是我在成都參加一個名為 Crypto-Monday 的區塊鏈聚會時認識的。他給我引薦了一些礦工，他們是本文的資料來源。
在去參加聚會的路上，我問他：“你投資過 BTC 嗎？”“投過，損失了十年的工資。”他平靜地告訴我。後來，當我問他是否願意拼車回家時，他告訴我，他已經搬到了成都外環之外的一個郊區，坐地鐵加公車要2個小時。嚴格來說，那已經不在成都市了。
然而，對於仍留在這個行業，能夠獲得電力資源或對市場還有信心的礦工而言，他們會一邊穩定作業，一邊祈禱。
這些曾經投資巨大，擁有實體礦場，業務邏輯複雜的人，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就像哈金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那樣。但是，內心深處，他們其實抱有很大期冀。因為他們過去也經歷過類似的風暴，這只是通往財富之路上的一個新障礙而已。
在發改委釋出公告之前，大部分與我交談的的礦工都相信去年 BTC 崩盤後的市場現狀類似於世紀之交的網際網路泡沫——它消滅了投機者，沉澱下來的將是能夠引領加密行業走向專業化、成熟化的重要人物。
聽起來有點諷刺。網際網路泡沫破裂，良性競爭催生巨頭，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技術壟斷。它們擁有無視政府的權力，以及完備的隱私監控工具。網際網路正在分裂，而中國卻將自己隔絕在一道牆後面。
後來，出現了烏托邦式的技術理想，對網際網路進行改造和革新，或者重新打造一個去中心化的全球空間。對 BTC 礦工的重新洗牌，只留下了實力雄厚的玩家，業餘者會被淘汰出局。
2011年，BTC 還沒有中文名字的時候，張景陽就開始投資這個行業。他是比特幣創始人中本聰的信徒，是其偉大的分散式理想的一部分，把連線礦機和 PC 作為一種愛好。
當我問他是否還在挖礦時，他笑了。“這太複雜了，有地方監管的風險，而且成本太高。我現在只投資基於雲端計算的挖礦。”
如果中國真的全面禁止挖礦，市場可能會被再次分散，但這似乎不太可能。由於預期會出現監管政策方面的變化，大量的中國礦工將目光投向了海外。
英國《金融時報》稱，在數字資產中，位元大陸的機器相當於“淘金熱”時期的鐵鍬。這家礦機巨頭此前宣佈，計劃在四川部署20萬臺機器，以充分利用雨季時候的廉價水力發電。
我曾與一位持有該公司大量股份的投資者交談，他漫不經心地提到，他正在幫助位元大陸開拓中東市場。毫無疑問，如果發改委真的決定“一刀切”，這些礦商馬上會去其他地方。
高先生簡略地談到了他的業務轉移計劃。可能是美國，在那裡，他感覺監管環境更加寬鬆。但他也認為，還需一段時間規定才會生效。當下，他有更緊迫的事情要做——移動機器，與當地政府協商談判，確保他的礦場不會被關閉，並找到一個電力穩定，價格優惠的地方。
在他看來，BTC 和中國的其他事物一樣，同樣受制於瑣碎的地方政治。
當我問他為甚麼願意投身其中時，是不是隻為了錢？他的眼睛亮了起來，他說道：
“BTC 就是未來。我想有一天告訴我的兒子，我沒有眼睜睜地看著歷史從我身邊經過，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