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四大行紛紛聯手網際網路企業，新一輪金融科技爭奪戰一觸即發。
BATJ訴求是什麼？ DCCI未來智庫創始人胡延平認為，BATJ首要解決的是合法化問題。 “BAT與銀行合作，本質上給銀行帶來的更多，給BAT自己帶來的比較少，但為什麼又不得不合作呢？首先，BATJ要解決自己合法化的問題，透過為支付業務找到掛靠方、資金的託管方，去解決它在現有的政策框架內可以繼續開展業務的問題，這是根本的需求。” 他同時指出，依託網際網路企業的資料、相關的業務和使用者，與銀行的資金流結合起來等等，雙方可以共同推出理財產品，這才是其次的目標。 事實上，近年來BATJ在金融領域實力表現搶眼。 根據統計，百度金融的個人客戶總數在去年3季度末達到9000萬；螞蟻金服個人客戶總數超過5億；去年6月，騰訊的微信支付實名使用者突破了4億；京東金融個人客戶總數超1億。BATJ使用者數的最低值，低於中國工商銀行網銀平臺2.15億使用者總數，高於浦發銀行3563.47萬的個人客戶數。 截至2017年6月底，餘額寶存款規模已達到1.43萬億，漲幅近80%。目前餘額寶存款規模已經超過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餘額寶在2017年9月底的規模有望超過中行去年全年的個人平均存款餘額。 估值方面，目前螞蟻金服的最新估值為750億美元，京東金融估值466.5億人民幣。根據《2017全球銀行品牌500強》榜單顯示，工行品牌價值達478億美元，在全球銀行業中超越富國銀行排名第1；建行以413.8億美元排名第3，中行312.5億美元位列第5，排名第7的農行達285億美元。螞蟻金服早已在估值方面碾壓四大行和全球零售銀行巨頭。 這些網際網路公司的母公司市值同樣表現不俗，騰訊目前市值1.608萬億元，超過工行1.572萬億元；阿里巴巴雖然稍落後於工行，但以1.52萬億元市值趕超中行、建行、農行。 “無論是網際網路企業第三方支付，或者其他理財業務，監管都已經出臺了明確監管的框架，按照這個框架去進行規範、整改，都有明確的步驟，網際網路企業的合法化是不成問題的。” 與胡延平觀點不同，在蘇寧金融研究院網際網路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看來，網際網路企業最主要的訴求是釋放業務空間。 “因為在監管框架下目前它的業務空間受到限制，網際網路企業積累出的巨大資源如果僅僅是用於小而普惠的領域可能是冗餘的，而且金融科技自身的進化需要業務的滋養、資料的滋養，所以需要跟更多的業務場景結合，促進其科技水平的提升。” 四大行所圖為何？ 四大行實力同樣堪稱豪門。 根據銀行去年年報披露，建行去年淨利達到2314億，工行在去年淨利為2791億，農行、中行淨利也紛紛突破1000億，如果將一年以365天計算，四大行日均淨賺超過23億。 既然四大行擁有如此豐厚的利潤和實力，選擇與BATJ合作圖的是什麼呢？ 在薛洪言看來，銀行的主要訴求是透過與網際網路巨頭的合作，儘快提升自身金融科技水平和實力。 “銀行與互金巨頭的合作是一種擁抱未來和變化的表現，雖然目前來看銀行的盈利水平還是非常高，但是銀行盈利的增速已經在連年下降，這其實反應了銀行目前的業務模式已經很難去適應未來經濟發展所要求的金融服務模式變化和改革要求。” 事實上，2016年，工行、建行、農行和中行的淨利增速分別為0.5%、1.5%、1.8%、1.0%，僅保持微弱增長趨勢。 薛洪言指出，“科技和網際網路對金融業的改變和滲透在逐步加速，基於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銀行需要積極去擁抱科技，選擇好的合作伙伴，相互取長補短，加速轉型。” 胡延平則認為，BATJ和銀行的合作本質上是一個過渡性狀況，雙方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提防，雙方關係是比較脆弱的。 “銀行業本質上擁抱的是銀行自己的未來，而不是擁抱BATJ。因為銀行業的轉型和變化並不是出於銀行自身願意，更大程度上是被動，或者是外部的環境變化帶來危機感的結果。” 四大行不得不開展合作？ 網際網路企業一路高歌猛進，使得有人猜測此次四大行聯姻BATJ會不會因為傳統業務遭受威脅，銀行不得不與網際網路公司進行合作。 薛洪言認為，目前銀行業確實面臨著很多的問題，需要轉變觀念，低下高高在上的頭顱去合作，但它並不是要對網際網路巨頭低頭，而是向整個時代或者整個實體經濟轉型低頭。 “我們看到近年來實體經濟有很多變化，一方面是經濟增速下行，整體的活躍度下降，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的結構也在發生重要改變，由工業時代轉向資訊化時代，未來可能還會接入更多科技手段。在變革過程中，其實銀行的轉變並沒有那麼快，更多還是沿著原來的老路往前走，走著走著會發現越來越難走，盈利的增速越來越低。” 薛洪言指出，認識到這個問題後銀行不得不轉型，不得不向實體經濟大形勢、大背景低頭。“網際網路巨頭成長於新經濟發展過程中，他們的業務模式契合新經濟對金融的需求，代表了一種先進的方向，所以，銀行與BATJ合作也是積極擁抱這種變化的重要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網際網路巨頭與銀行合作專案多為金融實驗室，對此，薛洪言表示，金融實驗室在狹窄範圍內進行探索與合作，比較類似於監管沙箱，由於限定了很多條件，合作雙方反而願意最大程度地開放與合作。 “對於金融科技或者新的業態來說，監管方其實看不透業務變化，但又不想扼殺掉這種創新，所以限定一個特殊條件，像沙箱一樣，讓你在限定範圍內創新，即使出了問題也不會對現有的體系造成大的影響。對於金融實驗室而言，雙方容易放下各自的戒心全面投入，雙方在磨合過程中增進了相互瞭解和認知，為更深層次的合作奠定基礎，這種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巨頭抱團是否會形成捉對廝殺？ 建行聯手阿里巴巴，工行結盟京東，農行聯姻百度，中行擁抱騰訊，四大行與網際網路公司一一對應合作，是否會形成電商領域阿里＋建行PK京東＋工行，支付領域阿里＋建行PK騰訊＋中行的競爭？ 胡延平認為，目前合作格局是暫時的，捉對廝殺不會出現。 “這並不反映銀行和BATJ形成的業務合作格局。比如說支付寶，原來其實和工行合作，後來調整為建行。在銀行業和網路支付業務關係最緊張的階段，兩者的關係從根本上講是相互合作、相互提防、相互競爭，在未來競爭甚至可能遠遠大於合作。” 胡延平同時指出，“合作一方屬於體制內，另一方屬於體制外，體制外不可能變成體制內，體制內也不可能變成體制外，這一關係決定了合作是貌合神離，相互利用的，以後可能是騰訊加工行，或者是阿里加中行，後面的合作關係是可以變的。” 實際上，隨著大資料、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技術逐步走向成熟，並開始商業化，金融行業格局也正在發生改變。 薛洪言認為，整個金融行業未來的發展其實是開放合作、共融發展，可能中行和阿里達成了合作，也可能工行和騰訊在其他方面會有新的合作空間，銀行跟金融科技企業的合作是全方位進行的，從業務到營銷到科技，一直到背後的資料、客戶等等。 雙方聯姻難以持久？ 事實上，BAT早在2004年就開始與銀行開展合作。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7月，騰訊與工商銀行開展戰略合作，雙方協議在發行虛擬聯名卡、推廣電子銀行產品、共享營銷宣傳渠道及客戶資源等方面開展合作。 截至目前，騰訊已經與7家銀行達成戰略合作，阿里巴巴與11家銀行開展合作，百度牽手7家銀行。但是，由於商業銀行與網際網路公司在體制、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很難為物件做出改變或者讓步，早期雙方的合作多數無疾而終。 這輪聲勢浩大的聯姻會不會雷聲大雨點小成為關注重點。 對此，薛洪言認為，改變並不是為了迎合對方，而是為了迎合時代發展，迎合整個金融行業的發展趨勢。 “其實雙方都看到了這種趨勢——未來科技和金融必定融合在一起。因為金融科技的基礎是資料，但是銀行資料單一，只有使用者財務類資料，包括借款、存款理財等資料。然而，金融科技更多是要了解使用者的興趣愛好、行為，需要行為資料、社交資料，這些恰恰都掌握在網際網路巨頭的手裡，所以雙方其實有一個很天然的合作空間存在。” 與此同時，未來分散式技術也是一大因素，薛洪言指出，“目前雙方還面臨一個共同的敵人或者共同的衝擊——未來分散式技術，區塊鏈、數字貨幣。這些技術會顛覆傳統銀行業務，也會顛覆現在網際網路金融的業務模式。所以，雙方合作一方面也是為了去積極探索這種新的技術，將其更好融入到金融場景，共同應對挑戰。” “對於銀行業來講，巨大的利潤已經足以讓它活的非常好，而且，長期以來，銀行對於這種營銷成本高、業務收益低的業務，對於風險比較高、資金收益率比較低的業務是沒有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現在，網際網路公司佔據流量，擁有大量的資料、場景和使用者，佔比越來越大，已經超過了銀行，對銀行造成威脅。在這種狀況下的話，我們講有競爭有合作，同時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就是有提防。” 胡延平則認為，四大行與BATJ不可能有長久的真正聯盟。 “銀行對於網際網路企業所做的事情不反對，但是也絕沒有鼓勵，而且反倒會透過一步一步限制交易額度、交易筆數、餘額資金總額等，最終要把第三方支付、網際網路金融卡在一個儘可能小的範圍，儘可能低的一個層面上，這是銀行業要的一個真實的結果。但是未來未必成為銀行業所期待的樣子，只能說雙方各自各有各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