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晉京、劉玉書（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不久前，商務部印發《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明確，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
數字人民幣與普通貨幣、與其他數字貨幣有何區別？如何理解數字人民幣與中國發展大局的關係？這需要從戰略全域性視角去看。
經濟數字化呼喚主權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的到來，源於兩條歷史發展主線的匯合。一是數字化發展，二是貨幣本身的發展。
資訊化、網路化的發展締造出一個數字化的虛擬空間。當各種各樣的數字商品、數字服務以及數字資產層出不窮，數字貨幣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
經濟數字化使得資料總量飛速增長。研究顯示，當前全球資料總量正在以“10年10倍”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將達到約163ZB（1ZB約等於1萬億GB）。其中，中國的資料總量到2020年末預計將超過8ZB，全球佔比18%左右，有可能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發展資料要素市場，加快資料資產化程序。這意味著，資料資產的形成、流通、交易、開發等過程都會納入規範化市場框架中。
飛速增長的資料資產，需要什麼樣的貨幣支撐其市場化呢？可否使用傳統貨幣？可以設想這樣一個場景：打電子遊戲時，需要充值購買遊戲幣以兌換裝備，這是一種合法的數字商品消費行為，但此後打出了更高階的裝備，可否再賣出更多的遊戲幣然後再換成更多的錢？答案是不可以，因為哪怕裝備再高階，只要是數字生成的，就很容易無限量複製，而這樣的資料資產如果可以不受限制地兌換成傳統貨幣的話，現實經濟中的貨幣很快就會被大量佔用，導致經濟嚴重通縮。
為什麼不能大量發行傳統貨幣來滿足數字經濟的需要呢？這與傳統貨幣的性質有關。傳統貨幣是“通貨”，也就是可以交換任何商品，使用場合不受限制，由於不攜帶資訊，也很難追溯。這就使得傳統貨幣如果跟隨資料量的增長而膨脹的話，直接失去價值尺度職能，也就是變成廢紙。而數字貨幣則不同，它雖然也是“通貨”，但卻可以攜帶資訊，於是自身具備穩定性，可以作為資料資產的“錨”而不是被資料資產“帶飛”。
實際上，最早實踐數字貨幣理念的比特幣，其核心屬性就是總量可控，從而可以用於衡量其他商品的價值而非被其他商品決定其供給量。當然，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因此，從戰略全域性看，在資訊化、數字化成為經濟發展主要趨勢之一的大背景下，發行主權數字貨幣是大勢所趨。
第四次貨幣革命
數字貨幣的來臨，意味著貨幣與金融執行方式正迎來一場革命。人類歷史上，從貨幣形式為人類解決了什麼問題的角度看，出現過三次大革命。
第一次是金屬貨幣大革命，解決了統一價值尺度的問題。貨幣進入金屬時代之前，被用做交易媒介的物品多種多樣，相互之間難以交易。金屬貨幣的出現，使統一計價標準具有了可能性，於是分散的小市場可以向統一的大市場發展。
第二次是法定貨幣大革命，解決了國家與貨幣之間的關係問題。1694年，英格蘭銀行的出現標誌著中央銀行的誕生，其實質意義是把國家債務轉換為一個國家內統一的法定貨幣。這時，貨幣本身是國家債務的憑證，意味著發行貨幣的國家承諾了這張紙可以買到多少東西，紙幣時代也就自然到來了。
第三次是信用貨幣大革命，解決了“錢不是某種具體東西，而是能買到什麼東西”的問題。只有到了貨幣與黃金徹底脫鉤之後，信用貨幣時代才真正到來。這時，貨幣除了代表信用，已經沒有任何貴金屬的“含金量”。而信用貨幣能夠在美國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視窗之後迅速“立得住”並推廣開，離不開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電子化革命。電子資訊與網際網路被引入金融交易過程中，使各種型別的金融市場以及橫跨大洋的各國金融市場連線在一起。交易的時空範圍迅速擴大，而數量有限的金屬貨幣已無法支撐交易品數量的急速膨脹。這時，只代表信用而不代表貴金屬的信用貨幣，使金融產品的天文數量級擴張得到了支撐。
對比上述三次貨幣大革命，數字貨幣的到來會徹底解決“什麼是貨幣”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帶來的變化堪稱貨幣的第四次大革命。
金本位制下的貨幣是黃金的符號而非貨幣本身，黃金這個“貨”才是貨幣本身；信用貨幣時代的“紙幣本位”則解決了貨幣以“幣”為本體而非以“貨”為本體的問題。但在貨幣代表信用的情況下，什麼是信用？於是在現實中，債務成了信用本身，導致美國走上了債務單向膨脹的不歸路。中國的債務始終可控，是由於人民幣事實上以中國的貨物為錨。
數字人民幣使得貨幣可以表達數字資產，而數字資產則是各種社會互動關係的映象。其本質含義是：兩物交易，錢並非其中一物的符號，而是交易這個關係的符號。數字貨幣的資訊攜帶功能使得關係不必以黃金或國家債務為載體就能被記錄，可以說真正體現出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本質。
數字經濟時代戰略制高點
數字人民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付諸實踐的主權性純粹媒介貨幣。目前多國央行都在積極推進數字貨幣相關工作。國際清算銀行2020年1月釋出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其調查的全球66家央行中，約80%的央行在開展數字貨幣相關研究，其中40%已經從理論概念研究階段進入到了實驗和概念、相關理論驗證階段；約10%的央行已經在進行數字貨幣的開發和試點工作。從公開報道看，發達國家法定數字貨幣更側重個人隱私保護、系統安全和本國金融系統的穩定等；新興市場國家則更希望透過數字貨幣提高支付效率，增加流動性，增強本國貨幣主權等。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貨幣問題與資料主權密切相關，而目前歐美資料主權方面的博弈多於合作。2020年7月16日，歐洲法院正式判定2016年簽署的《歐美資料隱私護盾》無效。這是一套對美國企業將歐盟使用者資料傳輸到美國的規定。
歐洲法院認為，該協定允許美國對歐盟公民的個人資料進行大規模監控，不符合歐盟對隱私保護的要求。這一判決會對美國的網際網路巨頭企業，例如臉書、谷歌、亞馬遜等帶來挑戰。最直接的影響是這些企業將被迫停止在美國的伺服器上儲存歐盟居民的資料資訊。美國對此反應比較激烈，未來歐美在資料隱私保護方面的主權矛盾還會加劇。
因此，在資料主權競爭大於合作的大前提下，歐美對數字貨幣是否會“革命”自己已經佔有優勢的國際金融地位顯得更為審慎。例如2019年以來，美國監管機構對數字貨幣的積極性並不高，並持續向計劃推出Libra數字貨幣的臉書公司施加壓力。
從Libra白皮書2.0看，雖然Libra已經弱化了對抗美元的特性，但依然存在對美元以及其他主權國家構成結構性的威脅。例如Libra的使用者理論上可以繞過美元體系直接用Libra結算，這將直接威脅美元的國際結算中的主導性地位。另外，Libra並非錨定單一貨幣，在國際貨幣市場取得一定地位後完全可以有能力做到與美元等任何主權貨幣脫鉤。數字貨幣革命，動搖了原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地基，成為當前全球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制高點。
中國數字人民幣研發居全球領先地位
我國在數字貨幣研發領域已經走在世界前列，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贏得了新的戰略視窗。同時也為我國進一步深化金融系統改革，推動金融與實業的緊密結合提供了新抓手。
一是數字人民幣有利於構建金融和實體經濟和諧統一、內外部金融和諧共融的全球化大金融體系
數字人民幣由國家信用背書，是數字現鈔，除有記賬、支付、儲值等功能外，能夠實現貨幣生命週期的全資料管理，使用效率較之傳統貨幣明顯提升；依託數字貨幣，對金融穩定性的監管更為及時、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控制更為精準。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數字人民幣未來將有可能發展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穩定錨。
二是當前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工作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有利於搶佔數字貨幣時代國際市場先機
例如我國央行所提出的雙層投放和雙層運營數字貨幣框架體系已被全球大部分國家所認可，當前相關試點工作進展順利。數字人民幣的先發優勢明顯，隨著數字經濟的國際化融合，數字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支付、結算、定價功能的技術和制度優勢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有效抓手。
三是數字人民幣將有利於增強區域化合作的金融粘性
數字人民幣的便捷性和可靠性有利於我國與其他國家建立更為多樣、靈活的金融合作，並將為國際貨幣市場抵禦風險提供優良替代選擇。目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以及我國周邊國家對數字人民幣高度關注。
四是將促進金融體系與財政體系並行、相對獨立地穩健發展
首先數字人民幣的技術特性有利於央行把控貨幣供應總閘門；其次有利於進一步做好人民幣外匯管理、維護匯率穩定；第三是有利於及時透過數字貨幣大資料反饋精準探測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痛點和“疑難雜症”，全面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總體來看，數字人民幣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將會是全方位的，在數字貨幣變革的驅動下，我國數字化治理體系發展將迎來全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