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教授以《現代化的脆弱和現代性的反思》為題進行了線上分享。他認為現代化之所以會持續地伴隨著脆弱性，主要是因為其具有系統性、複雜性、耦合性、放大性和加速性等屬性。人們面對以上的現代化屬性，其認知、反映、選擇和決策的能力是滯後的，甚至會發生變差。
他提出，醫療行業之所以成為第三產業中的脆弱行業，是因為供給和需求的錯位。此次抗擊“新冠肺炎之災”，將加速健康醫療產業現代化，可能推動和逼近現代化與福利化的融合，催化全民福利經濟的到來。
以下為朱嘉明教授分享全文（經講者確認，有刪減）
為什麼今天晚上“線上沙龍”選擇 “現代化的脆弱和現代性的反思”這個主題？是希望將我們正在處於對抗“新冠肺炎之災”的過程，置於更大的歷史視野下加以認知和討論。當然，“現代化的脆弱和現代性的反思”，其實是一個大題目，有不同學科訓練的學者，有不同的闡述角度。我主要是從經濟學家的角度。
我講這個題目，相當於做一個命題作文，我不僅近日 與柏亮做過討論，也在十天前與段永朝老師做過電話交流。我做了必要的功課，提綱多次更改。根據我準備的提綱，包括了以下七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何對現代化過程的脆弱性加以分類？
在當代世界，人們都目睹和經歷過現代化過程，都會看到和承認現代化的雙重性：既存在正面的、積極的和強大的一面，也存在負面、消極，特別是脆弱的另一面。
這就涉及到現代化的脆弱是怎樣表現的，如何在方法上對其脆弱加以分類，儘管這樣的分類很可能是比較粗糙的。我把它分成技術的脆弱性、基礎設施的脆弱性、制度的脆弱性、管理的脆弱性。
第一，技術的脆弱性：相關事例，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高科技層次上，俯 首皆是。例如，馬車代表著前現代化，飛行器代表著現代化，飛行器相比較於馬車，儘管在承載能力和速度方面有多少優勢，其太多方面的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基礎設施的脆弱性：可以比較傳統驛站、傳統郵政系統和網際網路系統。關於網際網路的優勢很多，但是，網際網路可能遭受計算機病毒的侵襲，或者海底電纜受到破壞，都會導致大面積的、甚至整體性的癱瘓。這些都是網際網路中揮之不去的威脅。所以，網際網路需要極高的成本加以防範和保護。傳統驛站和郵政系統也會遭受破壞和攻擊，但是難以發生整體性癱瘓。
第三，制度的脆弱性：這裡僅僅舉一個例子，一個封閉的農貿市場和全球的資本市場相比，後者一定是比前者脆弱的。因為支援一個封閉的農貿市場的制度，買方和賣方的數量和交易模式，一目瞭然，即使關閉，損失可以控制；而支援全球資本市場的制度不可能一目瞭然，一旦發生任何閃失，都可能造成危機，後果不堪設想。1995年，一個普通的證券交易員導致了擁有230年曆史，資本實力強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倒閉，引發東京股市英鎊對馬克的匯率跌至近兩年最低點，倫敦股市也出現暴跌，紐約道·瓊斯指數下降了29個百分點。這個事件證明資本市場的成熟制度，不足以消除其脆弱性。
第四，管理的脆弱性：最明顯的是對一個鄉村的管理和對一個大都市的管理，是完全不同的管理。對於現代都市的管理，從公共衛生、城市交通到商品供給充滿了脆弱環節。至於一個“現代前”作坊的管理和一個現代工廠的管理，後者存在著明顯的脆弱性，生產線的脆弱性遠遠高於單一機械和機器的脆弱性。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現代化會持續地伴隨著脆弱性？
現在需要回答為什麼在現代化過程中，會持續地伴隨著脆弱性？這是和現代化包含的特定屬性聯絡在一起的。有如下的屬性，它勢必帶來脆弱性。
第一，現代化與系統性。所謂系統性可以分解為整體性、結構性、互聯性、有序性和動態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中的整體和不可分割的特徵，牽一髮而動全身。
第二，現代化與複雜性。現在，人們開始越來越重視所謂複雜科學。現代 化過程就是複雜化正規化演化的過程。複雜正規化的核心是自組織主體的多元化，自組織主體關係交叉。超越經驗。排斥中心控制。當然導致脆弱性。
第三，現代化與耦合性。耦合性既有電子科學中所說的狹義耦合性，也有 是技術、經濟和社會範圍 內的廣 義的耦合性，形成資料、介質等各種耦合的集合。
第四，現代化與放大性。時空交叉，人與社會，以及不同的體系交叉，多 元滲透、溢位，從一個體繫到另外一個體系的傳遞，形成放大機制。
第五，現代化與加速性。今天，世界是全球性的，不論物質創造，技術進 步，精神創造，都呈現為指數級增長。所謂的摩爾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的存在，就是證明。人類早已告別各類事情的變化以世紀為單位的時代，進入以月甚至以天為單位的時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面對以上的現代化屬性，其認知、反映、選擇和決策的能力是滯後的，甚至會發生變差。或者說，由於現代化是超越經驗，甚至超越人們的“理性”，所以在人的自身能力和人所主導和推動的現代化之間，存在差距。這種差距加劇了所謂現代化的脆弱性，凸顯現代化的脆弱性。
第三個問題：現代化與社會（經濟和產業部門）的脆弱性是怎樣關聯的？
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具有優勢的產業部門與相對劣勢和脆弱的部門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如果將現代性和產業結構的演變結合在一起，看的就很清楚，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性演進，先是第二產業現對於第一產業比重的提高，之後是第三產業現對於第一和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之後形成短期的均衡。但是，很快發生失衡，並形成新的脆弱部門和行業。
以中國第三產業為例：目前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已經接近60%。也就是説，按照三次產業的比重而言，中國已經進入到準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中國第三產業本身的結構，不難發現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因為，中國的健康醫療產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偏低，屬於第三產業中的脆弱行業和短板行業。
總之，經濟發展會導致舊的脆弱部門和行業讓位給新的脆弱部門和行業，在改變舊的平衡之後，形成新的不平衡，顯現出產業結構中的脆弱部分或者短板部分。在中國現階段，特別是在此次對抗“新冠肺炎之災”的過程中，充分顯現了健康和醫療產業的脆弱性。
第四個問題：為什麼醫療行業成為脆弱行業？
健康醫療行業自古有之，它作為一個產業則是現代社會，特別是20世紀後半期現代化過程中的事情。這是因為，當人類基本上解決，或者是大面積解決衣食住行，也就是解決了馬斯洛的第一層次的生命基本需求之後，原本被溫飽所掩蓋的的健康、生命質量、生命長度，開始成為了人類的第一剛需。這個轉變開始從發達國家開始，之後蔓延到發展中國家，現在是全球性的。這是從很巨集觀的角度上來講的。
如果從經濟學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分析，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健康醫療行業何以成為世界性的脆弱性行業。
健康醫療行業的需求，是全人類、高頻率、超地域的需求，而且是與人口同步增長、且穩定擴張的一種需求。中國14億人口，每年人均看病次數是5.8次，也就是5.8次乘以10多億人口，這是一個天文數字的、巨大的需求，而且是會繼續擴張的需求。
健康醫療行業的供給，需要鉅額的資本投入，科學技術含量極高，並有公權力介入，所以是國家和教育、科研、企業，以及金融保險機構協調的複雜系統。支撐醫療產業的供給方面，和其他淺層次的第三產業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和餐飲業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醫療行業中，從需求方面而言，是無限增加的個體，以無窮增長的速度的一個集合；而從供給方面，則是由多方面複雜系統的協調才能滿足的供給。其脆弱本原來自於需求和供給的錯位。
用另外一種語言描述，可以把今天的真實世界理解成兩個世界：一個是健康世界，一個是非健康世界。或者存在兩個人群，一個是健康人群，一個是非健康人群。只有用健康和非健康的劃分，才能徹底超越制度、社會等級、性別、年齡、教育、文化的限制。所謂的健康醫療行業，就是實現這兩個世界和兩個群體的均衡關係的行業。
第五個問題：為什麼現代化與福利制度走向融合？
現在討論為什麼現代化與福利制度走向融合？這是因為醫療行業的發展，既是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的前提。醫療行業成為推進或者逼近現代化與福利化、福利制度融合的最大動力。
在現代經濟學中，福利制度是重要研究物件。福利制度包含著很多內容，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是把公共衛生、健康問題、解決民眾疾病問題，作為福利社會的第一項內容。
北歐國家或者是歐盟國家的福利制度，首先體現在看病不要錢，保證醫療資源足夠的供給和醫療資源分配的公正。美國不屬於福利國家，而是典型的市場制度國家。但是，如何在美國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推動醫療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國內政治的核心問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推出旨在 “廣覆蓋”和“低成本”的醫改方案，最終目的是為美國全民提供“可以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險。但是，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擱淺。可以肯定，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勢必是美國政治家和政府繼續面對的最大現實課題。
從經濟學的立場看，不論是福利國家，還是非福利國家，健康醫療行業的現代化，以及與福利制度的結合程度，最終取決於一個國家醫療行業佔GDP的比重到底有多大。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2016年資料，世界衛生組織來分析，世界醫療行業佔GDP的比重分類是：高收入國家的比重是12.59%，中上等收入國家是5.85%，中等國家是5.42%，低收入國家是5.38%。中國當時的統計數字是4.98%。這個數字需要更新。一些資料表明，在過去三年中，中國的這個比重已經上升到了6%。無論如何，這個數字需要更新，需要更加精確。
但是，有一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醫療行業在GDP中的比重超過10%以上的國家中，除了美國、德國、丹麥、瑞士、葡萄牙、法國等發達國家之外，還包括了著像賴比瑞亞、獅子山、蒲隆地、東帝汶、波斯尼亞、哥斯大黎加、波札那等這些發展中國家，甚至是處於非洲地區的低收入國家。
全世界會存在這樣的一個趨勢：醫療產業現代化和醫療制度福利化。不論是醫療產業現代化，還是醫療制度福利化，都需要擴大醫療科學研究和教育機構，將公共衛生系統作為現代社會基礎結構的組成部分，需要國家主導的持續和大規模投資。為此，需要以醫療產業作為推動力，實現向福利社會的轉型。
第六個問題：為什麼當下的抗擊“新冠肺炎之災”可能提供全面轉型的歷史契機？
此次抗擊“新冠肺炎之災”，加速健康醫療產業現代化，可能推動和逼近現代化與福利化的融合，催化全民福利經濟的到來。為什麼強調轉型，因為自非典之後，“風險社會”走向常態化。2013年，一位叫胡百精的人士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風險社會、對話主義與重建現代性：“非典”以來中國公共關係發展的語境與路徑》，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非典昭示了現代性危機和風險社會到來”。
可以將此次抗擊“新冠肺炎之災”作為化被動為主動的全面轉型的契機。具體說：
第一，產業轉型：將健康醫療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核心產業。它涉及到教育、科研、政府、市場所有的行業。它當然會引起一系列產業鏈的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醫療衛生體系轉型。
第三，制度轉型：加快全面醫保、準福利社會步伐，實現醫療資源合理分配。
第四，空間轉型：改變超大都市化趨勢，緩和都市圈繼續擴張態勢，改變都市管理模式。
與2003年對抗SARS的北京比較，需要注意到，在2003年的中國，人均GDP是1200-1300美元，現在的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這樣的變化，為中國完成這樣的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基礎。
第七個問題：為何當下需要反思“現代性”？
關於“現代性”的反思，並非新問題。在1980年代，在西方哲學界就有過以法國的福柯為代表和以德國的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爭論。應該說，他們的爭論至今還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今天，沒有必要回顧他們的爭論，比較他們爭論主要的焦點和如何闡述各自的立場。但是，我還是引用哈貝馬斯的一個觀點：現代性是一個沒有完成的工程。
為什麼引用“現代性是一個沒有完成的工程”的說法？因為人類至今沒有超越現代性的一個歷史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問題依然是核心問題。
長久以來，從來是從兩個方面的探討人的問題：其一，在人的思想，人所存在的社會，人所存在的經濟制度中探討人，於是產生了人文主義，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在內的所謂社會科學，並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改革運動。其二，對人本身的探討，人的身體和人的心理。而第二個方面真正變得愈來愈主要。因為，在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不可能夠超越對人本身的認知和改造。
對於人的本身的認知和改造，集中體現在為對人的生命質量、生命長度的的關注。於是產生了現代醫學科學，現代公共衛生治理，健康產業。此外，還有現代心理研究與治療。
在這個過程中，醫學、醫療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其他產業有相當大的差別，雖然人是醫療技術實施的物件，又是醫療服務的載體，但是，人是有知覺和主動要求的，可能此時是病人，彼時就是健康人，也可能同時是病人和健康人。一般來說，人處於疾病狀態下所耗費個人、家庭和社會資源會顯著超過在健康狀態。所以，醫療世界是人類社會中包藏的一個複雜的世界。
在福柯和哈貝馬斯的爭論中，有關於如何看待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理性和非理性到底處於怎樣的位置，個人和集體的關係等問題。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不論福柯，還是哈貝馬斯都不會反對：所有的人都有權利要求和追求成為“健康人”。過去經濟學有所謂“理性人”和“經濟人”的假設。現在“健康人”概念更為重要。沒有健康，健康自主權和生命質量，何以討論理性與非理性，經濟和非經濟？
因此，現代性工程的主要內容，現代性中的核心問題，是讓每個人應該享有在健康、醫療、獲取醫療資源方面的平等，不應該因為社會等級和背景的差異而獲得不同的醫療條件。在2003年薩斯和現在因為“新冠病毒”威脅那麼多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如何增加全社會醫療資源的供給，實現全社會醫療資源的平等享用，保證每個民眾可以受到同等的醫療待遇，應該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指標。
在今天，沒有人有勇氣斷言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是病毒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後一次。病毒在進化，正在成為常識，所以，如何針對現代化形成的各種脆弱和風險，改變醫療健康部門的系統性脆弱現狀，實現福利社會和現代社會的融合，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社會工程。總之，希望各位在人類命運的歷史背景下，審視現代化的脆弱性和反思現代性。
我今天想說的到此為止。昨天（2月13日）我和江南還有李肅就此次對抗“新冠肺炎之災”和觀念經濟學的關係也開了個電話會議，包括如何重新認識經濟學的“充分就業”問題。下面是黃江南發言，如果他願意，可以把這方面做一些延伸。
謝謝大家！
